1984年2月5日，粟裕在北京去世。他离世时，身上仍然被贴上“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”的标签，这个帽子是他自1958年开始就未曾摘下。其妻楚青在病房里，看着这位曾指挥数十万大军的丈夫静静躺在那里，心中恐怕只有一种情感——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待到自己期望的公正对待。然而，故事需要回溯到1983年冬季的一个冬天。那一年，楚青做了一件丈夫并不知晓的事情：她暗中写了一封信，并请人递交，这封信是写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，内容十分明确：粟裕同志的问题已经拖延了20多年，如今身体逐渐虚弱，在他还清醒之际，是否能够给一个明确的回应。陈丕显查看后，给楚青建议：去找杨尚昆。

1983年，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，楚青通过粟裕的秘书朱楹与杨尚昆的办公室取得了联系，并约定了见面时间。1983年2月2日晚八点，楚青带着一份手写的汇报提纲，走进了杨尚昆的家。见面没有寒暄，杨尚昆开口的第一句话便堵住了楚青早已准备好的开场白：“我了解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情，当时我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。”他接着说道，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粟裕得罪了两个半元帅，其中两个是彭德怀和聂荣臻，另一个是陈毅。

楚青事后将这次谈话的内容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，并在她的书《慰英灵》中进行了整理。多年后再读这些记录，依然能感受到当时谈话的沉重气氛。杨尚昆提到的“两个半”，首先是彭德怀。二人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所致。国防部成立后，彭德怀既是军委副主席，也是国防部长，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，而粟裕则担任总参谋长。从表面上看，两者各司其职，但其实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之间的权限关系一直模糊不清，双方的职责含糊不清。

粟裕是毛泽东亲自任命的总参谋长，毛泽东特意要求他定期前来汇报。但在彭德怀主导军委工作后，出于对他的尊重，粟裕把原本直接上报毛泽东的文件转交给彭德怀审核，结果彭德怀对此并不满意，率性将文件摔在桌上，表示：“你送文件就自己送，我不当你的传递员。”这件小事引发的问题随之而来，粟裕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报告给毛泽东，而毛泽东收到未经彭德怀审阅的文件时，自然要询问彭德怀的看法，导致彭德怀不得不面对这份不知情的尴尬，并因此责备粟裕未提前告知他。

惹恼了彭德怀，粟裕陷入两难：送文件被骂，不送文件也要挨骂。这种两头难的局面让这位昔日英勇的将军在办公室里满脸愁苦，甚至流下了眼泪。总参作战部的部长张震看到他时，感到非常震惊，此前几年在战场上的胜利从未让他展现过这样的脆弱。另一方面，聂荣臻与粟裕的矛盾则源远流长。1952年，粟裕调任总参的副总长，当时聂荣臻代理总长。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负担，聂荣臻规定先由他审核所有文件再上报。虽然初衷良好，但却导致了一系列问题。毛泽东曾在军委会议上对文件宽泛的情况大发雷霆，而粟裕在此段时间撰写的一份检讨却被毛泽东称赞为“此种检讨很好”，引发聂荣臻的更大尴尬。

至于陈毅与粟裕的关系则更为复杂。两人在华东野战军时期一直是合作的伙伴，但在作战方案上常常产生争执。苏中战役前夕，陈毅主张采取外线作战，而粟裕坚持内线歼敌，争论得非常激烈。最终，中央支持了粟裕的战术，陈毅被迫接受了这个决定。在1958年的会议上，尽管陈毅对粟裕有一些批评，但在粟裕完成检讨后，他第一个站起来积极表示支持，因此对陈毅的称谓“半个元帅”也显得非常恰当。

在与楚青的谈话中，杨尚昆还提到了一句关键的观察：“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元帅们对粟裕的意见，主要是彭、聂、贺、陈，大家都说了过头话。”他指明了双方在会上都曾说出了极端言辞，特别是粟裕在二次发言时也有言辞激烈之处，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“违心话”。这一场历时超过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，批评粟裕的指控主要包括：“一贯反领导”、“向党要权”、“告洋状”等，甚至彭德怀在会上提出了严厉的指控，形成了一个复杂且严峻的局面。